走下神坛的战汉玉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凤佩，可谓战国时期工艺水平最高的一件玉器。

汉元帝渭陵出土的圆雕蹲姿玉辟邪

汉元帝渭陵出土的圆雕玉熊

汉宣帝杜陵陵园出土的连体圆雕玉舞人

秦阿房宫遗址出土的玉杯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玉耳杯

徐州楚王陵出土的金缕玉衣头部

徐州楚王陵出土的金缕玉衣，是目前国内所发现的玉衣中最精致的。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龙形带钩

近年来，汉代玉器可谓独占高古玉拍卖的鳌头。2008年11月，伦敦佳士得上拍一件长9.3厘米的西汉黄玉带钩，被上海一位买家以82.525万英镑竞得，成为目前所知中国收藏家在国际市场买到的最贵高古玉；2006年9月纽约佳士得秋拍，一件西汉高足玉杯也以85.6万美元创造了当年中国高古玉的最高成交纪录；而北京翰海2009年11月拍出的两件一组的汉代跽坐吏玉灯、盘，则以604.8万元的成交价创造了内地高古玉拍卖的纪录。这些无疑都是汉代的典型器物，其源头则往往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群雄并起，文化争鸣，玉器也走出了周王朝建立起来的严密的礼制规范，进入生活的各方各面，及至汉代，玉材、造型、雕琢工艺等层面都达到了高峰。因此，战汉玉器可谓一脉相承。本期，对战汉玉器深有研究、曾出版过多部古代玉器专著的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陕西省文物鉴定会主任委员刘云辉，将详述战汉玉器的风貌及文化内涵。

文/图 记者 江粤军

连体圆雕玉舞女 印证“楚王好细腰”

谈论战汉玉器，就不能不提到一个概念——“汉继楚绪”。刘云辉说，从一系列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战国时期出土玉器最多、最为精美的大型墓葬，绝大多数都在楚地境内。

“战国早期出土玉器最多、最有影响的墓葬是湖北的曾侯乙墓，共出土玉器528件。其棺内发现的十六节龙凤佩，可谓战国时期工艺水平最高的一件玉器。该龙凤佩采用的是活环套雕，用五个玉环将十六节龙凤连接起来，长48厘米，技术难度很高。活环套雕工艺其实早在商代就出现了，但战国以前都做得非常简单，偶尔有也是一件器物中出现一个活环，像十六节龙凤佩这种由若干个环组合在一起的，实属罕见，反映了当时的治玉工艺水准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战国中晚期最有代表性的分别为湖北荆州熊家冢陪葬墓和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国墓葬。熊家冢陪葬墓出土的玉器达两千多件，九连墩墓葬为58件组，量虽不是特别多，但玉器造型都非常精致。“有很多龙凤佩，也有一些形象奇特的玉器，譬如叠人踏豕佩，体现了楚文化浓烈的神秘主义色彩，这也影响到汉代。”

刘云辉认为，汉代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楚人建立起来的政权。“刘邦生于徐州沛县，徐州本为楚国管辖。因此，‘汉继楚绪’在玉器上的体现很明显。”刘云辉举了一个例子：2010年8月，陕西汉宣帝杜陵王皇后陵东南方向出土了三件玉杯，一件连体圆雕玉舞人，并且在此发现了“石室朝神宫”瓦当，由此证实这里为汉宣帝陵庙。“这件玉舞人继承的就是战国时期‘楚王好细腰’的风格，舞人形神兼备，身材修长、纤纤细腰、风姿绰约。”

这件玉舞人和上世纪汉元帝渭陵出土的圆雕玉仙人乘天马、圆雕玉熊、圆雕玉鹰及两件圆雕玉辟邪，都是十分精美的陈设器，为汉元帝和汉宣帝当年把玩过的御用品。在造型上脱离了先秦时期程式化的藩篱，生活化、情趣化的氛围更为浓厚。圆雕玉器出现的时间虽然很早，但先秦以前的圆雕作品造型稚拙、灵动性不足。

玉容器进入汉代上流社会

尽管在商代和西周的墓葬中偶然可以见到玉质容器，如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就曾出土过一件小玉罍，却不属于实用器。“玉制容器的真正流行也是到了战国晚期，如洛阳金村东周王室墓就出土了两件玉耳杯、一件镶金的玉卮；西安秦代阿房宫遗址也出土过一件高足玉杯；到了汉代，玉质容器开始多样化了，如玉杯、玉卮、玉樽，玉耳杯等品种繁多。由此可见，玉容器已经融入到汉代皇室和高级贵族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能想到的东西，那时候几乎都能做到。汉代有许多玉佩和圆雕陈设器的材质优良，几乎都是新疆上等和田白玉制成。”

楚王陵金缕玉衣 高刘胜墓玉衣一筹

而作为汉代丧葬用玉中最有代表性的金缕玉衣，自发现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金缕玉衣是汉代独有的丧葬用玉，从文景时期开始出现，随着东汉的覆灭而不复为人所用。过去有人认为战国时期金缕玉衣就出现了，但至今也没找到实物证据。早期金缕、银缕、铜缕的使用等级并无明确规定，只要高级贵族能用得起的都可用，到了东汉，就明确规定了皇帝用金缕玉衣，皇后用银缕玉衣，诸侯用铜缕玉衣。在汉朝人的观念里，高级贵族死后，要进入另一个世界，玉衣是他们的‘通行证’。魏晋南北朝时，玉器的地位急剧下降，金缕玉衣也就销声匿迹了。”

在目前已出土的几十套玉衣中，发现最早影响最大是1986年发掘的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窦缩夫妇墓中的两套金缕玉衣。广州南越王墓所出土的丝缕玉衣也广为人知。不过，刘云辉认为：“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玉器是目前所知汉代玉器中最有代表性的，白玉所占的比例很大，其出土的金缕玉衣，也是目前国内所发现的玉衣中最精致的，几乎整套都为白玉所制，四千多个玉片，从头部到手脚复原得非常完整，可以把身体完全包裹起来，眼睛、鼻子这些部位的玉片磨得非常精细。而刘胜夫妇的金缕玉衣，其玉片则以青玉为主，这也是绝大部分玉衣所采用的。青玉的来源很广，品质无法同白玉相比。《礼记·玉藻》中记载：‘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可见白玉等级最高，这一观念也一直绵延到现在。”

不过，金缕玉衣的工艺难度并不高，玉片都是素面的，只需切割磨平打孔再串起来，做出鼻子、眼睛和鞋子等形状就可以了。其实，最能体现汉代葬玉风格的是墓主人口琀的玉蝉和手握的玉猪。“从西汉中晚期开始，出现了后人总结的‘汉八刀’，所谓汉八刀并非实指切八刀，而是指在制作玉蝉和玉猪握时下‘刀’精准，起‘刀’收‘刀’干净利落、简洁明快，而且多为‘斜刀’，即一面浅，一面深。”这一风格特征的形成，源于汉代丧葬用玉深入人心，玉蝉玉猪握的需求量很大。其造型风格与霍去病墓前刚健大气的马踏匈奴、石虎、石牛、石鱼等石刻作品如出一辙，反映了汉代圆雕艺术的精气神是相通的。”

至于游丝毛雕工艺，有人认为是汉代开创的，刘云辉则认为，西周时期就已出现这种细密而不重叠的纹饰，汉代只是将游丝毛雕的工艺发展到了极致，凡精致的玉器上大都刻有这种细若毫发的阴线纹。

“总之，汉代玉器的雕琢艺术有继承有发展更有融合，把圆雕、浅浮雕、高浮雕、镂空等技术都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个造型更为生动、艺术水准更高的作品。有些作品如安徽巢湖北山头出土的朱雀踩螭虎玉卮，今人用传统工艺也未必能够企及。”刘云辉如是总结。

帝王将相 吃玉成风

优质和田玉材的大量使用，得益于汉代玉石之路的真正打通。

“中原地区使用新疆和田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殷商晚期。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一些玉器，检测结果显示其材质和新疆的和田玉是一致的，由此可以证明，至少在商代晚期，新疆和田玉就输入到中原。但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前，新疆和田玉大规模进入中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此前新疆地区林立的分散政权并没有向中原臣服，和田玉以间接的方式输入一小部分是有可能的，大批量运到中原则很难。到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才真正把中原和西域的通道打开，汉代政府在新疆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和田玉从此就可以名正言顺而又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了。这样，汉代的白玉自然就多起来了。当然，新疆和田玉除了白玉之外，还有青白玉、青玉、墨玉、碧玉等。因此，从汉代开始，新疆就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玉料主产地。”

同时，刘云辉认为，汉代才出现的狮形带翼玉辟邪形象，应该是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这也是张骞打通玉石之路所带来的文化交流。

《周礼》曾记载：“王齐则共食玉”，当时认为食玉可以御水气而强身。《山海经》曾记载，黄帝以玉膏为仙药，是食是饗。西汉武帝认为，“以云表之露和玉屑而饮之可以长生不老，成为神仙。一些高级贵族也认为食玉可以延年益寿。汉代出土的造型精美的高足玉杯，并不是用来喝酒的，而是用来调制‘玉露’的。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配有托盘的玉杯，就是承露杯，用于夜间承接露水，然后加入玉粉调制‘玉露’。”宋代著名词人晏几道所填的《阮郎归》中，起首句“天边金掌露成霜”，写的就是汉武帝刘彻在建章宫筑神明台，上铸铜柱二十丈，有仙人掌托承露盘伫存露水，以和玉屑服之的故事。

由于认为玉可以通灵，可以使尸体不朽，汉代的丧葬用玉也登峰造极，像金缕玉衣、玉枕、玉棺都出现了。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江苏盱眙大云山刘非墓，都出土过镶玉漆棺。而不能使用玉衣、玉棺级别的贵族，往往使用玉覆面，口中琀玉、手中握玉。

汉代传统的礼玉品种则大为简化。玉璋、玉琮已无迹可寻，新出现的品种是象征皇权的玉玺。史料上最早记载的秦始皇传国玉玺至今下落不明；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玉玺实物是汉代的“皇后之玺”。关于这一玉玺的发现，也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1968年9月，13岁的小学生孔忠良在放学回家路上的一个水渠旁，发现了一件白色的玉器，孔忠良和其父孔祥发将其上交给了当时的陕西省博物馆。后经专家们鉴定，确定其形制、式样、印文内容及字数均与《汉官旧仪》上记载的基本相同，但文献中的“皇后之玺，金螭虎纽”应为“皇后之玺，玉螭虎纽”。此件玉玺当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吕后生前所用。迄今为止，“皇后之玺”仍是两汉时期出土的唯一一枚帝后玉玺，属于国宝级文物。

大家简历

刘云辉，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曾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副馆长、西安半坡博物馆馆长、陕西省文物局文物处处长等职。现任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西北大学兼职教授、陕西省文物鉴定会主任委员。出版有《陕西出土汉代玉器》、《周原玉器》、《陕西出土东周玉器》、《北周隋唐京畿玉器》、《中国出土玉器全集·陕西卷》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