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汉代铜镜的四个时期

中国铜镜的发展战国镜、汉镜和唐镜三个高峰，其中汉镜承前启后，存在品种最繁，发现数量也最多，乃是铜镜研究的重中之重，历来成为研究和收藏的基点。

西汉早期是战国镜与汉镜的交替时期。经济亟待恢复，铸镜工艺发展缓慢，在形制和纹饰上既承袭了战国镜的风格，又逐渐加入了新的内容。这时的铜镜，镜面较小，镜壁单薄，多弦纹小钮。构图上以四乳丁为基点的四分布局法，成为西汉前期铜镜纹饰布局的一大特点，对以后颇具影响。其纹饰也一反战国镜的底纹加主纹的两层构图法，使主纹成为镜背的单一图案。这种不用底纹的构图法，是西汉早期出现的新风格，成为西汉早期铜镜与战国镜的分水岭。

四乳四弧纹镜

战国时期的铜镜多为弦纹小钮、素卷缘、薄胎体，镜背纹饰刻画纤细，并多有底纹。而汉镜多为半球形钮，主纹突出，无底纹，宽平缘，镜体厚重。四乳四弧纹镜具有战国镜的遗风，又兼具汉初铜镜的特点，应为过渡期的西汉早期铜镜。

四乳草叶纹镜

草叶纹镜是西汉早期出现的一个新的类型，四乳草叶纹镜在草叶纹镜中占绝大多数，是西汉早、中期流行的主要纹饰之一，代表了不同于战国镜的新风格。草叶纹是将自然界的花卉、草叶经过高度概括而图案化。钮座外一般为铭文方框，方框外饰草叶纹，镜缘多为内向连弧纹。

镜铭正式形成于西汉，这一点虽曾有学者驳难，但目前已成为研究界的共识。

西汉文景之治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铜镜的铸造与使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完全摆脱了战国镜的影响，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长足进展。尤其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前后，一些新的镜类开始流行起来。

四乳星云纹镜

星云纹镜的出现与战国时流行的蟠螭纹镜有着演变上的渊源关系，它应是战国铜镜向汉镜风格过渡的物证。

形制上，镜面渐大，镜体变厚，半球形钮敦厚平滑，钮座多样化，除圆钮座外，还出现了柿蒂纹、联珠纹等钮座。镜背图案常以乳丁作为间隔的四分法开始广泛运用。纹饰种类增多，有新颖的草叶纹、星云纹、花瓣纹、连珠纹、乳状纹等取代了战国那种抽象的纹饰，尤其是铭文镜，其装饰图案开始由图文并茂转变为对铭文内涵及字体美观的追求，铭文逐渐在镜背占据重要的位置。

四乳四虺纹镜

此时流行的铜镜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四乳禽兽纹镜，以四乳作为间隔，分别饰四虺（同毁、鸟纹、兽等纹，纹饰多采用单线勾勒的手法；一种是铭文镜，盛行于西汉中晚期。这两种类型的镜缘皆以素缘为主。另外，博局纹镜渐多，纹饰多以博局纹与神兽相配合，有的还饰有铭文带，镜缘往往装饰有三角锯齿纹，或变形禽兽纹、云纹等，镜体一般比前两者大。

四乳禽兽纹

尤其是铭文镜，镜铭始自汉代，也兴盛于汉代。近年来汉镜的发现越来越多，不少具有前所未见的铭文，使大家进一步领略到当时镜铭的丰富多彩，超出我们以往的想象。经过西汉初期的发展，到了西汉中叶，镜铭逐渐成为铜镜的主体装饰。

日光镜

因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中有“日光”两字而称“日光镜”。其文字简约、流畅、规整，字与字之间用云纹和变形“田”字纹等符号隔开。

西汉中期以后，除尚方镜铭比较规范外，一般的镜铭则一反汉初谨严不苟的作风，常出现错别字、通假字、减笔字、缺字以及反书、偏旁移位等现象，表明当时民间的铸镜业十分普及，铜镜已成为一般商品，铸镜工匠的文化水平不高。这些大量的镜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尤其对研究中国汉字的演变及其书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昭明连弧纹镜

铭文为“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忠”，首尾字隔以短横线。宽素缘。

昭明镜是出土最多、流行范围最广、仅次于日光镜的镜类，盛行于西汉中晚期，东汉早期以后消失。此类镜名取其铭文中的“昭明”二字，形制多为半球形钮，圆钮座或连珠纹钮座，座外饰连弧纹与铭文。

昭明连弧纹镜出土于许昌市玉皇岭一带

铭文内容大多是赞扬镜的质量或以明镜自喻，完整的铭文为：“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但目前发现的这类汉镜，铭文字数常因镜面的大小而定，多有省字减句现象，有时字间有“而”字相隔，偶尔也间杂其它符号，以补充字少而铭带长之不足。其字体，汉武帝时期为圆转的篆隶，汉昭帝以后为扁平方正的篆隶居多。

昭明镜出土于许平南高速公路工地一汉墓中

主纹区有栉齿纹两周，其间有铭文：“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夫不泄。”这是昭明镜常见的完整的铭文，文字较大，字体方圆规整，略扁笔画圆转。素平缘。

稍晚的昭明镜，其字体开始变得方正。这类字形产生于圆体篆隶体之后，约成于汉武帝时期，汉昭帝渐多，流行于西汉宣帝至王莽前后。这一时期，镜背的铭文字数比前期增多，完全成为装饰的主体，盛行图案化字体且字里行间夹有符号，字体有圆体草化、方折隶化两大类型，但多以方正的篆隶为主，且较前期的篆隶体规整，笔画粗细均匀，基本接近通行的书写文字，只是略有篆字和简化字。

王莽建立新朝后，推行托古改制，政治经济制度虽有变异，但思想文化、艺术风貌依然与王莽执掌朝政的西汉晚期一脉相承，并影响到东汉早期，且在铜镜的装饰工艺、纹饰和铭文内容等方面风格相近，而纹饰的内容愈来愈丰富，表现手法比以前更加细腻工整，构图更富有层次。王莽时期处于两汉之交，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此时的铜镜纹饰复杂多变，构图满而不乱，图案脱俗而优美，线条优雅流畅，铸工精细，汉镜的精品佳作大多出于此期。

四神博局纹镜

特别是代表汉代铸镜工艺的博局(博戏棋局，博戏是古代一种赌输赢、角胜负的游戏)纹镜又称规矩镜，其整齐严谨的布局、神秘莫测的“LTV”符号、怪诞神奇的禽兽纹饰、祈求吉祥的铭文，令历代藏家为得一方规矩镜，不惜掷千金。博局纹中有“T”、“L”、“V”三个符号，国外学者依其形状像英文字母“T、L、V”，故称为“TLV”纹。

此镜纹饰是汉镜中常见的典型的装饰图案，西汉中期就已出现，兴盛于王莽至东汉早期，东汉末年逐渐消失，为汉代铜镜中最精美、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

六乳禽兽纹镜

此类多乳禽兽纹镜盛行于王莽至东汉早期，它是在四乳禽兽纹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构图丰满，层次清晰。纹饰华美、生动，多以单线勾勒，线条宛转流畅，复杂细密，多装饰五至八乳、博局纹与四神及其它禽兽形象，包含着顺应阴阳的规律而具避除不祥的功效，体现了汉代人的思想观念。

东汉中期以后，北方战乱，南方相对稳定，铜镜的发展开始分化，形成南北两个系统。南方主要以高浮雕神人神兽等画像纹镜为主，数量较多，至三国吴时达到鼎盛；北方的铜镜基本延续西汉中期以后的造型，纹饰主要为变形四叶纹、夔凤纹、内向连弧纹，镜缘为素宽缘、内向连弧缘。这时期铜镜的重大变化则反映于纹饰的内容与布局两方面。

君宜官位双夔纹镜

东汉时期的铜镜，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东汉章帝以后，因提倡以儒家标准选拔官吏，“学而优则仕”，铜镜的光明之意逐渐远去，避邪的成分日益淡化，人们更在意的是升官加爵。所以，镜铭多为“宜官宜侯”类的吉祥用语，这种官本位的铭文，成为东汉铜镜典型的形象符号。而当这些愿望无法实现之时，追寻神仙庇护的意愿再次甚嚣尘上，神人神兽画像镜主导了东汉晚期直至三国时代的铜镜世界。

位至三公双凤纹镜

长期以来汉镜以镜钮为中心向四周放射的旋转式构图布局在东汉中晚期被打破，改为以镜钮为中心分别上下和左右布局，出现了直行铭文镜，观察铜镜图像的角度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定点方位，这是东汉中晚期铜镜构图布局的最大变化。铜镜发展到东汉中叶，其纹饰及铭文出现了左右“轴对称式”的新布局，打破了以前以镜钮为中心作环绕式和上下左右对称式布局的“心对称式”布局。

随着两汉铜镜铸造业的发展，铜镜迅速走向平民化，成为当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用品，因而也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唐太宗李世民曾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汉代铜镜做工精良，纹饰优美，内容丰富，正如《古镜图录》中说：“刻画（划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一器而三善备焉者莫镜若也”。一面面小小的汉镜不仅反映汉代的冶炼技术、铸造工艺，也反映当时人们丰富的精神生活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展示出大汉帝国蓬勃发展的盛世雄风，对后代铜镜文化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我国铜镜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