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玉观念的形成及发展

何枰凭

一、概述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玉器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玉器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转化，比如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巫术化、神器化的过程，商周时期的礼器化、政治化过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主张“德治”的儒家学派赋予玉诸多美德，玉被人格化、道德化，成为儒家道德观念的载体。

二、春秋战国时期玉观念的形成

商周时期，王权取代了神权，成为了国家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周王制礼作乐，就是希望通过礼制建设来改变统治方式，来区分社会的等级、强化先民的观念、形成内心的秩序。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玉器，都在礼制建设过程中被赋予了周礼的内涵。统治阶层通过各种方式强调玉器的礼用功能，玉器所代表的礼制以及各种规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每个人。在这种背景下，先民对于玉器的认识实现了一次升华，也就是玉器等同于礼器，用玉制度等同于周代礼制。对于玉器的认同，实际上就是对于周礼的认同，也是对于政治权力的认同。

春秋时期，礼制崩坏、王道衰微，用玉制度被破坏，各诸侯纷纷僭用天子之礼，代表君权的用玉制度崩坏，代表极权的用玉思想盛行。西周时期通过垄断玉器的使用、规定玉器的用途等方式，已经不能完全控制臣民的日常行为，更不能控制臣民的意识形态。这种现状让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如何将玉器和道德联系到一起，将用玉观念和内心秩序联系到一起，从而提升玉器在礼制建设、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孔子在《论语·阳货》认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乎，乐乎，钟鼓 云乎哉？”也就是说，玉帛、钟鼓等外在物质表现并非礼乐。真正的礼乐应该是内心的秩序。叶友琛《周代玉瑞文化考论》认为，《礼记·聘义》借孔子之言指出，玉器具有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种品德。早期的管子也有相似的论述。玉德论的出现，和儒家塑造君子形象、君子人格的需求是相契合的，这也许就是玉德论出现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归根结底，玉德论的出现主要还是因为统治阶层、知识分子在面临礼崩乐坏、等级僭越等现象不得不寻找新的社会控制的方式。

先秦诸子对先王是非常认可的，在不同场合都强调周王制礼作乐的贡献。实际上，周代的礼制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规定旗帜、命服、乐器、车马器等物品的使用来体现等级差别，同时也通过规定青铜器、玉器等奢侈品的使用来强化等级观念。西周社会所制定的等级制度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有效的，以至于后世的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一直在缅怀这种社会控制的方式。

三、春秋战国时期玉观念的发展

图1 战国双面透雕龙凤纹青玉佩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淳认为，从二里头文化到商周的青铜器是贵族权威和等级法则的象征，从最早铸造的二里头青铜爵上，我们可以体会到礼仪和宴饮在维系等级社会中的重要性。三代期间，青铜器的使用成了贵族权威和权力合法性的象征。实际上，玉帛、钟鼓等外在物质表现仅仅起到提示的作用，真正的权威来自内心的敬畏，无论是石器时代对于神权的敬畏，还是青铜时代对于王权的敬畏，都是统治阶层通过各种方式灌输给臣民的，都是来自于内心的秩序。

因此，无论是儒家的内圣外王，还是其它学派的治国方略，都试图将玉礼纳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将玉观念提升到道德层面，从而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形成价值认同。孔子的内圣外王理论，实际上就是强调修身养德，加强修养，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修身养性的过程中，孔子将玉器的特性和为人之道结合到一起，在《礼记·聘义》云：“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

玉器在维护等级、维护政权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在维护内心秩序、修身养性等方面起到了媒介的作用。统治阶层正是通过玉器的人格化和道德化，玉礼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来实现对于各个阶层的社会控制。在这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玉观念的升华。

图1为1987年长沙市五里牌出土，现藏于长沙市博物馆的战国双面透雕龙凤纹青玉佩，彰显了王公贵族至高无上的地位。

《礼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就是随时随地以“佩玉”中展现的“玉德”，来警示自己，用“玉音”来端正自己，用“玉步”来要求自己，使“非辟之心无自入”。这其中贯穿着儒家意识形态中的礼、义、忠、信等学说的哲理。佩玉的使用不仅增添了贵族仪表上的威严显赫，同时又彰显出美玉的艺术价值和品德，两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使得王室和贵族对玉器尤为重视。

当然，还有学者认为，真正的玉礼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存在于那些积极主张复礼的士人心中。经过这些士人不懈的系统化、理想化的构建，玉礼得以以近乎完善的面貌存在于以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为代表的礼经之中，作为儒家经典中一个重要的组成保留下来。文献中的西周玉礼，似乎存在被后人构拟的可能。但有一点，春秋战国时期玉观念的形成特别是对于佩玉的重视，和这一时期出土较多玉佩这一现实基本相符。

四、春秋战国时期玉观念的具体表现

这一时期玉器种类较多，有璧、琮、圭、玦、佩、璜、管、珠等三十几个品种，有学者根据其用途分为礼仪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玉、实用玉器等四大类，笔者也较为赞同这样的划分。

(一)礼玉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礼仪之邦，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出现了一套规范的礼乐制度，即周礼。三礼中有较多关于玉的记载，对管玉的机构、用玉范围、玉的用途、用玉规定等都有明确说明，周礼也成为维护宗法分封制度，防止僭越行为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1.礼器

《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上述提到的璧、琮、圭、璋、琥、璜等物，就是后人经常提到的“六瑞”。关于礼器的使用，不同等级之间有着严格的界定，《周礼》中对此也有明确记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在妇好墓中出有较多的琮、圭、壁，而在殷墟平民墓葬中却很少能见到，由此可知，礼玉与等级礼仪制度的密切关系。春秋时期，礼仪玉器仍然为玉器中的主要类别，战国以后，礼仪玉器开始衰落，此期除了用于祭祀、朝聘的大型玉璧外，其他礼仪玉器发现不多。

2.玉兵器(象征性礼器)

新石器时期就开始以玉器制作兵器，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工具，因为玉在当时被认为是神物，具有一定的神力。至三代时期，玉兵器被作为帝王、贵族大臣的仪仗器，作为分等级、尊贱的工具，意在观瞻而不在实用。春秋战国时期，冶铁业的发达促使铁制工具开始普遍使用，玉兵器也逐渐退出，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礼器或装饰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二)葬玉

丧葬之礼在中国起源很早， 早在旧石器时代山顶洞文化中，就发现有许多散布在尸骸附近的石珠、兽牙等，这说明当时已有随葬的器物及风俗。古人信巫鬼，有着多元的信仰，认为人与万事万物都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并认为人死后其灵魂仍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上，仍可以与常人一样衣食作息，再加上受“事死如事生”习俗的影响，因而死后也要把生前所珍爱的东西带到墓内。他们想使尸体不腐，于是想到了用当时最为珍贵、最具有神秘感的玉来保护尸体。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说

“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不朽”，这话道出了当时人们使用葬玉的目的，“使死人为之不朽”的思想在当时较为流行。葬玉主要有玉琀、玉握、玉覆面、九窍塞、玉衣等。

(三)装饰玉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礼制的崩溃，改变了原有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体系。前期作为礼器的璧、环等物，礼器功能减弱，实用性增强，逐步转化为佩饰和装饰品。这一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对玉的高度崇尚，并以佩玉来显扬自己的地位、权势、仪表和风雅，与之相应的装饰品开始大量出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类玉器的造型丰富，形态万千，大致可以分为服饰玉、剑饰玉两种。

1.服饰玉

服饰玉是随身佩戴玉器的统称，一般包括璜、佩、玦、璧、环、瑗等。其上龙纹、谷纹、蟠螭纹、勾云纹、蒲纹等纹饰多样而华美，镂雕玲珑而剔透，佩玉与衣物的丝绸锦绣相匹配，充满着富贵华丽之气度。

2.剑饰玉

图2 战国透雕双龙纹玉剑璏

镶嵌在铜质或铁质长剑(含剑鞘)上的玉饰被称为玉剑具。剑鞘饰玉，从东周开始，春秋战国诸侯贵族，为标榜财富实力，显示社会地位，表明身份，在所佩之剑上饰玉。吴国玉器窖藏出土的剑首及剑格及珌，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M2出土剑首和琫等，金胜村出土的谷纹璏和琫，证明镶有玉饰的剑，从一开始就有剑首、琫、璏和珌四种完整成套玉饰的规制，为战国和汉代玉剑具的形制提供了规范。图2为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战国透雕双龙纹玉剑璏，其时人们将玉剑璏镶嵌于剑鞘上，供穿带佩系之用。在古代玉剑璏是地位和权利的象征，是贵族特有的配饰。

(四)实用生活玉器

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社会制度发生了极大变化，玉的礼器功能也逐渐减弱，装饰性和实用性大大增强。

玉镜架，淮阳平粮台16号楚墓中出土了1件玉镜架，形如梭形，上窄下宽，器表饰卷云纹、贴金，时代这么早的镜架尚属首次发现。

玉梳，是一种梳妆用具，其形制和现代木梳相同，差别在于古代的玉梳背部多有纹饰。

玉玦，为环形形状，有一缺口，主要被用作耳饰和佩饰。春秋、战国时期玉玦数量最多，此期玉玦形体较小，一般直径在3至5厘米，普遍饰有纹饰，素面的很少。

玉带钩，是一种勾形玉器，是腰带的连接器，类似于现代的腰带扣。春秋时期玉带钩多为素面，器形简约，具实用性。进入战国时期，玉带钩造型变化多样，开始在带钩上琢纹饰。

五、总结

春秋战国时期，玉器成为了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既有统治阶层的推崇，也有知识分子的提升，更有社会各阶层的身体力行。当用玉行为和道德结合在一起，当玉礼上升到道德层面，并纳入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论体系中，那么人们对于玉器的认识就开始发生质的飞跃，人们就可以在生活中使用玉器，通过玉器的使用来检讨自己的道德。总之，春秋战国时代的玉器，其艺术上承商周，下启秦汉，第一次突破了传统玉器的模式与审美取向，着力于变革创新，建立了新传统和新风范，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无论从艺术的高度还是从技术的角度对其加以考察，都具有很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