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林深处的朝圣杨建文先生及其作品艺术

在笔墨艺术的世界里，中国书法因其在“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方面具有其他艺术形式无与伦比的优势，而成为人们心灵栖居的圣地。千百年来，多少文人墨客走在这条通往心灵最深处的路上，他们的印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杨建文先生，浙江义乌人，上世纪50年代生人，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建文先生一直自许为中国书法艺术道路上的朝圣者，在他视野范围所及之处，皆为书法艺术，他看到空中侧翻飞过的小鸟，似看到了笔法的转侧之势，他看到冲泄而下的开闸之水，似看到了笔法的棱侧之形，他常常感叹：艺术创作就是将自然造化蕴蓄于胸后的再造化。

“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新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每每提笔之前，他必先默坐静思，排除一些日常环境的烦杂，在胸臆间营造出超逸、脱尘的精神世界。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任何艺术创作，如果没有情怀，没有创作者的身心投入，仅仅凭着一点技艺，是无法创造出感人心怀的艺术品的。表面技艺的摆弄，只能取悦于短暂的一时一刻，无法让人久留心间。”

建文先生原学西画，对毕加索、达利、凡·高和莫奈都有较深的研究。自转攻中国书法后，建文先生便把西画理论和技艺用于中国书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潜心于书画同源学说和字文一体的书法创作实践。他追源中国书法艺术，力图从古人的记载中理解中国书法思想的精髓。

“仰视奎星圆曲之变，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中国文字承载着先民们对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观察和思考，书法艺术自然而然地融入和记录了先民们对万事万物的认知和向往。所以，建文先生认为书法之道即为自然之道。“石如飞白木如籀”，“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无不为一幅幅美丽的自然画面。这些画面在书法艺术世界里体现为线条、点画的再现，建文先生认为这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另一半。

“羲之笔入木三分，其力精到若此”，力度是书法艺术的生命。“藏头护尾，力在其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力度的变化带动了点画的变化形成线条美，并推进了波势的变化，形成结体、章法美。它反映了书法的稳健之力和协调之力，没有智慧的思考和长期技能的磨练，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尤其反映在淡墨作品上。 “淡”在视觉上相通于“远”，“远”则可以超出眼前的实景，着意于浩渺无垠的虚空，所以用淡墨可以表达世界万物运行不息又可表达人与自然交互浑融、浑蒙氤氲、非我非物的境界，建文先生喜欢这种境界。但“远”则模糊，没有浓墨在审美效果上的富神采精神和实际操作中的好把握性，因此淡墨对力度的要求更高。淡墨需要更强的力道延展出线条变化的波势，用力道的清晰性替代墨色的模糊性，从而刻画出浓墨所无法表达出的清雅娴静、清淡幽远的意境。为使书法拥有强大生命力表现的力度，为使自己在淡墨书法艺术中有更高的成就，建文先生自创了66根橡皮筋悬笔训练法(即从天花板上悬下66根橡皮筋扎在毛笔上练字，要写字必须用巨大的腕力、指力和心力来指挥这支有很强物理牵扯力的笔)。

在书法艺术的世界里，建文先生坚持书法绘画化的理念，并贯彻于自己的书法实践创作。

建文先生爱好传统诗词，醉心传统诗词创作。建文先生说，现代文学言物简洁易懂，但缺乏词性的美感和情感的含蓄，不利于书法表达。因此，他一直坚持传统诗词创作并用于书法作品创作的蓝本。这里不妨摘录两句他描写山村人家的词句来感受一下其中的美感，“青谷，紫坡，黄花;白云，绿竹，篱下”。然而，用传统诗词创作这并不意味着他守旧复古，而是他赋予了传统诗词现代感和反思精神。

书画同源与字文一体是建文先生穷尽毕生精力研究的两大书法课题。他认为当今的社会是多文化交融的社会，中国书法的发展会随着世界文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凸显而发生改变，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因此，在当代书法艺术中，无论用笔、用墨，还是结体、章法都应体现时代感，这些时代感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抛弃，相反是一种扬弃和再生。中国书法的现代性应体现和包涵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应融入西方美学要素，从而形成新的民族特色，使得中国书法更具可欣赏性和可接受性。

他的作品几乎都是他长期从事书画同源理论与字文一体创作理念研究的结晶。诗者，志之所之也;志者，心之所之也。书者，心之迹也。建文先生认为，如果书者不坚持字文一体创作的实践，而是一味地书写他人作品，则难以表现出诗词作品书法精神的原貌，毕竟那是别人的东西，是别人的“志”，“迹”之表达非志者本人难以充分展现。因此，建文先生认为书者应首先是诗者，让文字所不能传递的内心情感通过书法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从而增强书法作品的故事叙说性。“志”与“迹”的搭配，让赏析者身临其境，随着线条的流动，进入到作者的感情世界，进入到书法艺术的真妙境中。笔画的长短大小，力度的往收藏露，结体的正欹朽生，行气的笔断意连，布局的破立相宜，笔墨的浓淡枯湿，犹如跳动的音乐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