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少其曾慷慨赠与王贵忱珍贵书法长卷

信札书写认真，甚少懈怠之笔

2005年12月，岭南美术出版社推出《赖少其书信集》一书，便收录了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写给王贵忱、苏烈等人的95通信件。

在这段时间中，赖少其长期担任安徽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工作非常繁忙，这在信中可见一斑，他曾说：“我现在事情过多，疲于奔命，对创作极不利，也无可奈何。”他的艺术创作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或者请创作假来进行，尽管如此，他仍坚持以写信的方式与同道及朋友保持密切联系，即使是在1983年9月、10月头部动手术住院期间，他依然给朋友写过不少信件，而不会假手于人。

从这批信札中，我们可以看到赖老写信的一些基本习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以毛笔写字，偶尔才使用钢笔、圆珠笔;采取由上而下、自右到左的传统书写格式，即使是信封也多见竖行形式;笺纸不太讲究，五花八门、规格不一，以常用公文纸为多见。而另一重要的特征便是，他在信中叙说，不管对象是何许人物，不管说的是劝勉还是批评，他的语气都极为客气平和，毫无傲慢与强人所难之意。比如，“未知对否”、“未知兄以为如何”、“阁下以为何如耶”、“你说对么”等之类的商量式口吻，经常在信札中出现，体现出文化人的人格风范。

赖老的信札给人的最深印象莫过于书写非常认真，谨守法度，甚少懈怠与草率之笔，这许是他严肃认真人生态度的反映。不管是流程爽利、风神洒脱，还是凝重拙健、燥润相生，都由他诚恳端庄写出，都体现了他高深的书法修养，是可观可赏的艺术佳构。

宋代欧阳修曾专门论说信札的艺术特点：“盖其初非用意，而逸墨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艳，徐而视之，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观赖少其信札，便可知其“奇玩”之趣，也可洞察其人之人格。

劝告王贵忱“希望你不要退休”

在这本书信集中，赖老写给著名学者、收藏家、书法家王贵忱的信件有64通之多，成为我们考证这一时期两人艺术与人生状态的重要资料。

从这些信件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赖少其对朋友的真诚态度与一腔古道热肠。1977年1月8日，赖少其写给王贵忱第一份信件，在信中，他首先对这位“虽未见过面，但神交已久”的后辈给予鼓励：“你的书法是很有功力的，我也喜欢。”当年8月16日，在他得知王贵忱因为工作环境不适而有退休之意后，竭力劝告打消这一念头，说：“我已六十三岁，还不肯退休，其实如果退休了，就像下棋一样，是下了一着死棋(“死棋”二字划着重号)，因此，当今之计，首先要安排好工作，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包括安排好家庭生活，再集中精力研究一门学问。”十日之后，他再次写信强调：“希望你不要退休。”

彼时，王贵忱学术研究兴趣广泛，赖少其也提出了自己中肯的意见：“你应在‘精勤’入手，突其一点，期有所成。(1977年6月12日)”他还针对王贵忱的文风直接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现自省之意。他先说：“我喜欢你的文字，但缺点是好像古人写今人，好像有意不讲缺点似的。优点中包含着缺点，这是无可奈何的事。(1977年8月19日)”再说：“任何学古都应注意，应有所新意，既要继承又要发展。我也常常食古不化，为古所泥，有时不能自拔。出现这种情况时，作为同志就应互相指责，使有所警醒，你说对吗?(1977年9月1日)”

赖少其与王贵忱两人都嗜收藏，从信件中可以看出两人相互馈赠的真实情况，文人之间的慷慨之风跃然纸上。两人曾对不少艺术品互通有无，最重要的要数黄君蒨所刻的陈洪绶《水浒牌》和黄宾虹的《画学篇》书法手卷。其中，《画学篇》是赖少其为答谢王贵忱割爱将容庚相赠的邓尔雅对联转赠于他而主动出让的。据赖少其介绍：“当时宾翁是华东美术家协会主席，我是党组书记，故虽眼睛患白内障，几乎在失明情况下写的，力疾而书，如锥划沙。”两位先生对这样的稀世瑰宝虽珍爱有加，却又能举重若轻，轻松相赠，足见两人之高谊。

通信中对古今名家略施评骘

赖少其在与王贵忱的通信中，会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或对古今名家略施评骘，或对文艺现象聊发感喟。因为是私人交往，评论时多了几分自由、少了一些掣肘，其真知灼见愈发独到精辟，可谓直指其艺术思想核心。

就在他写给王贵忱的第一封信中，他谈到：“晋唐以前的书法，兼有篆隶行楷，只要有本事，都可以发挥。乾隆年间的书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如金农和以后的尹秉绶、邓石如都有新发展。一般人不能欣赏，这是可惜的。(1977年1月8日)”对于邓石如的印章，他则直接表示：“印至完白，所谓前无古人;虽后有来者，惟吴让之、赵撝叔可与相比，黄牧甫则不如，齐白石更不如了。(1977年3月13日)”

对于岭南的艺术家，两人谈论最多的要数邓尔雅。邓尔雅是近代广东著名的篆刻家、书画家，是容庚的舅父。据赖少其自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在广州读书时，有一位同学的哥哥在文德路开了一家古董店，匾额“尊古斋”三个字便出于邓的手笔。他当时看到后，印象很深，“至今记忆犹新”，他对王先生说：“我极望能多见邓尔雅先生印章和书法，我见得不多，但感到他有独到之处，尤以朱文最佳……邓尔雅先生楷书朱文是一大创造，对当今篆刻极有参考价值，如能集成一册，广为流传，影响所及，当可生面别开。”但他并非一味赞赏，对不满意之处也会直接点出：“但我不喜欢他的诗集上的篆字楹联，可能缩得太小，未能见其真面目(1977年4月13日)。”

对于当代名家，赖少其也会直截了当地评点艺术之得失。比如，对于谢稚柳，他在信中曾说：“谢老(指谢稚柳)深得宋元画法，这是优点，但是这个优点越多，就离真山水、真生活越远。如果不是有意克服，优点便会转化为缺点。(1977年8月19日)”

在写给王贵忱的信中，赖少其也会详细记述自己的生活状况与工作安排，凭此可列出一个清晰的年表，史料价值巨大。比如，晚年定居广州一事，就曾经历了一番波折，在多封信中有记录。早在1983年9月19日，他就有交代“顺便落实定居问题”。到了9月28日，他又说：“广东省委、安徽省委、中组部均已同意我们离休后到深圳落户。”由此可见，他落叶归根的首选之地是深圳，而非广州。但最终，1986年元月，赖少其举家迁回广州定居，开启“衰年变法”的辉煌艺术人生。

与赖少其先生相关的信札，最有名者莫过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鲁迅先生的鱼雁往来，其中前辈所写的“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等警语，影响了后生的一生。

而从“文革”后复出到1986年初回广州定居这段时间里，赖少其给王贵忱、苏烈等“晚辈”邮寄的信件，映现出这一重要时期生活与艺术的特别历程，彰显出他巨大的人格魅力，文献与艺术价值同样不可小觑。